尴尬的中国农场主家庭农场的春天未来临大青

尴尬的中国农场主：家庭农场的春天未来临

农场主总会令人想起北美与澳洲那些拥有广袤平整的土地以及独立庄园里的绅士。农场主们与自己优雅的女儿生活在传统宁静的乡间。

而中国的农场主们，他们既不拥有土地，也不能完全决定要种些什么。在长三角，他们不被允许拥有长期雇工，并被约束以诸多条件。

但这已经是极大进步。从私下流转农地，到被放开准入，他们足足走过了36年。

我们可以听听宁波余姚市海南村康绿农场主秦伟杰的故事。

三十余年前，家庭联产承包制刚开始展开，勉强算是青年人的秦伟杰在宁波象山承包了二十亩海滩地。在人多地少的浙江，这样的规模已属少有;如他这般十五六岁的年纪就辍学当了种植大户的人，更是罕见。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江浙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秦伟杰也抛弃了农民身份，转而经营一家小小的服装厂。在小商品经济时代，农民与小商人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共同体，农村劳动力的流失也自此时开篇。

到了1994年，为促进粮棉油生产，政府当时对这类生产提供补贴。秦伟杰再次从农地中看到机会，他用开工厂赚来的钱承包了宁波余姚某村的136亩土地种植棉花。不过向当局缴纳任务内的棉花产量之后，再扣掉租金和农业税，秦伟杰所剩不多。

直到上世纪末，秦伟杰才从土地上挖出了第一桶金。彼时外贸出口非常活跃，他转而种植蔬菜作物，出产的毛豆因为高价出口日本而获利丰厚。

2008年金融危机，出口贸易低迷，内需开始变得强劲。秦伟杰转而关注国内市场。他开始利用互联网进行渠道建设，蔬菜品牌康绿渐渐知名，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客户从他这里拉走成卡车的蔬菜。

铁打的农地、流水的称号，秦伟杰们曾经是地方种植大户，后来又成为合作社的组织者和负责人。如今，他们新的身份是家庭农场的农场主。

政府的导向很重要。秦伟杰这样告诉《中国企业家》，我们要努力向政策靠拢。

中国式农场主诞生的背后，不止是历届政府政策的见证史，更是一部农村经济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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