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出走的农民和归来的新农人绒花树

中国周刊：出走的农民和归来的新农人

唐亮(左一)的农场“爱佳源”得到了家人的大力支持。

37岁的李云天已不记得自己家里的那几亩地了。“好像加起来也就四五亩吧，租出去，一亩一年也就三百多块钱。”他有些含糊。

他离家已十余年，两年前带着全家在南方安顿了下来。老家农村的房子早已卖掉。自家的地租给谁、租金多少，全交由老家一位年长的亲戚代为处理。

李云天的老家在辽北农村。上世纪九十年代始，村子里年轻一些的农民开始外出，大多上韩国打工，并形成潮流。李云天也跟了去，在韩国呆了七八年，积攒了一笔钱后回国。

因为喜欢南方的好空气、好环境，他举家南下，和朋友在一个三线沿海城市办了一个培训学校，负责后勤。学校做得不错，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对他来说，农民的身份、三千多公里外的那几亩地和每年那一千多块钱的土地租金，已变得模糊不清。

从李云天的家乡往南，125公里处，是辽宁省清原县。三年前，来自北京的媒体人刘达北上，在这里找到了让他的人生走向变得清晰的所在。他种出了上好的粮食，从此乐此不疲。他的理想是，“做中国的现代农民”。

和刘达有着相同理想的人很多，在辽宁、在四川、在湖南、在山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新农人。

当两亿农民离开农村，与土地变得遥远和生疏时，新农们人则开始尝试以不同形式与土地建立关系，建构新的充满生机的农业生态。

“新农人有着新的理念，是有生态自觉、大爱灵魂的人。另外，他们掌握新科技、新工具，有使命感和行动力。一句话，新农人是在新三农的发展中起带头作用、引领新三农发展的人”。新农联创(北京)农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毕慧芳称。

毕慧芳研究新农人已多年。在她看来，新农人介入农业，有几种方式。一是有知识有理念的农二代返乡。二是大学生村官系统，他们是新农村中的新元素。三是跨界做农业，在农业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各种内涵的价值)。四是农业企业。五是退休寻找新的养老方式。还有一种是，投资农业的。

“新农人的出现，既是对谁来种地的回答，也是对怎样种地的探索。”毕慧芳对新农人的前景充满信心。

做农业真做不出个啥

“我自己经常被称为新农人。”农二代唐亮好像对自己头上的这个标签还不太习惯。

2011年，从西南大学毕业的唐亮，辞去在重庆的工作，到北京跟着“小毛驴”的创始人石嫣学习社区支持农业。一年后，他回到家乡—成都市金堂县福兴镇牛角村，准备践行可持续农耕和可持续生活。

“从事可持续生态农耕，既有益于环境、保育一方水土，又为消费者提供了安全健康的食材。再有，让生产者自身拥有一种良好的生计方式，何乐而不为!”

但他的返乡，对于父母和村里人来说，完全匪夷所思。“除了我们家，村子里基本没有年轻人种地的。农业收入太低，年轻人务农会被认为脑袋有问题。”

对于他所倡导的生态可持续农耕，村民们也不理解。“我们也知道这些农药、除草剂对身体不好，但是有什么法子呢?不用这些，庄稼就保不住，没有产量，还得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本来种地就没得啥子收入，这么一折腾，更是要命。”

还有村民担忧，“按照你这种方式种出来了，也没有市场渠道卖出去。人家(菜贩子/农村经纪人)会说你这庄稼品相长得不好。”

父亲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沉默的。唐亮感到压力很大。所幸最终，他获得了支持，办起了农场“爱佳源”。他种上了生姜、辣椒、花生、红薯、玉米、黄豆，也养鸡、养猪。他给自己的农场定位为“小而美”。

去年秋天，这些作物开始陆续产出。红辣椒做成了辣椒酱，小猪们、鸡娃子们都“快乐地成长着”，“这样的景象，打破了大家‘不用农药化肥种不出东西来’的惯性思维。”

但压力依然存在。“要种地就得有规模，几百上千亩，全机械化操作，才能有收入。你这一点地，干啥呢?”村民们还是不看好。

他们不厌其烦地举了实例。“好多包地(租地)的人弄得倾家荡产的。你看这旁边的鱼塘，换了多少个老板了?租金太贵，又卖不起价格。那山上还有个谁谁谁，承包了多少地，政府还帮着宣传，现在怎样了?光地租就承受不起了。”

唐亮心里明白，笑笑，接着干。

与唐亮相比，河南省登封县大金店镇太后庙村村长助理王宁的新农人之路，是另一种形式的曲折。他称之为“因缘”。

王宁是新疆农业大学的研究生。2007年3月，他被查出患了轻微脂肪肝，3个月后，病情发展成重度脂肪肝。细查原因，竟然是中毒。

王宁所学专业是草业科学，经常要试验各种有毒的化学试剂对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这些化学试剂都有一定的生理毒性，而实验室的通风换气条件都不好。

之前，和王宁同届的食品工程学院的一个同学，“可能是接触到食品化工方面的添加剂或者化学药品，6个月后就因原发性肝癌和肾衰竭去世了。”

王宁开始对所谓的科学研究感觉厌恶。“我们竟然用有毒有害的物质来生产我们赖以生存的食物。”

2008年研究生毕业后，王宁的身体仍没有完全康复。好友黄志友在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工作，他对王宁说，“你赶快来农场吃好东西。”王宁和妻子于是到了北京，在农场待了十个月。

在北京期间，王宁到同仁堂找一位80多岁的老中医看病。老中医告诉他，“你这身体最好食疗。”自此，王宁在“小毛驴”边吃好东西，边实践探索如何以健康的生态农业方式生产食物。没多久，他的病不知不觉地好了。

其间，王宁参加了一些与可持续农业相关的活动，认识了很多同仁，又去香港参观了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大埔运头塘共同购买市场、自在生活公司等。他被深深地鼓舞了，“我找到我今生的道路了。”

2009年4月，王宁和妻子回到了家乡—嵩山脚下。他租了约5亩地，用自然农业的方式，种下黄瓜、茄子、辣椒、西红柿、根达菜等各种蔬菜。他给自己的农场取名：归朴农园。

这个名字来自老子的《道德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生态种植 csa模式也有失败的

唐亮和王宁选择的都是csa模式。所谓csa，即搭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直接联系的纽带，把城市社区居民和农场里的农民直接对接起来。

对于自己地里的耕作过程，唐亮一般会通过微博、微信、博客，实时展现出来。“农场的宝贝们不是冰冷冷的产品，而是一群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与自然合作生产出来的食材。知道这些食材来自哪里，谁在种植，它们是如何生长的。”

这些网络工具加上淘宝，成为唐亮最主要的营销手段。另外，他也会通过农夫市集现场销售自己的产品。还有的朋友会直接到农场来购买。

“基本上结合了csa的方式，有成员预付的形式，某种形式上让消费者承担了一定的风险。也可以说是一种订单农业的方式。”

王宁的产品一直向广东、郑州地区的客户配送。今年他改种了花生、玉米、芝麻，共有30亩地。“种蔬菜太辛苦，损耗大，投诉多，效益不好，非常难操作。”

对于生态种植 csa模式，王宁观察和思考过，“也有失败的。石嫣博士有着超高的人气和其他很多资源。盲目复制这一模式的人，在其他地方实际操作，都会发现客户难找、销路不畅、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最后导致恶性循环。”王宁称，“生态农业的热度正在下降”。

王宁这两天注意到了深圳田园牧歌倒闭的消息。这是一家自称是高技术现代化农业企业的公司，约有2000名会员客户的预付款被套牢。“以盈利为目的的操作，只会加快失败的速度。”王宁称。

认证是很多新农人面临的一个困惑。对唐亮和王宁来说，这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现在是不会考虑认证的。一方面认证的费用高，而且我这种多品种种植，总面积又不大，认证费用就更高了。再者，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下，即使认证了，也不能解决目前的信任问题。”唐亮称。

在他看来，csa本身就是一种信任认证机制。“目前消费者可能更多是信任我这个人。我的农场是随时对外开放的，不论是否是行家，大家都能看着或者直接参与到农场的生产过程中来;还有，是否是好食材，消费者也会吃得出来。”

唐亮认为，一个成熟的认证体系，应该是多层次的。“国际标准是一种，主要针对国际贸易;国家标准是一种，针对国内流通;地区标准可以是一种，区域内流通;还可以有地方标准，或者对应的社群标准，互为补充。”

“如果你的家人朋友，给你送了一份菜，他们说是自己种的，没有用农药化肥除草剂，你还会要求他们去进行什么有机认证吗?”唐亮说，“只有信任了，才会共同承担风险。”

王宁的情况大致相同。“我们的产品走的是参与式认证。我们不进入常规市场，也不会去送检有机认证。消费者、居士、大学生经常来参与劳动，他们的经常到来形成了参与式认证。”

新农人还在摸爬滚打

如今，唐亮的实践已进行一年多时间。“谈不上收益，还是投入阶段。”王宁今年刚刚开始做新产品，“前几年能保本就算成功了。”

“大多数新农人的状况并不好，很多都是只见投入，不见产出。”唐亮说，“这是一个整体性的压力。”

“整体上，新农人还在摸爬滚打。”王宁称，他转而又说，“但是我们的生活品质包括食物应该是很不错的。比如我现在是所有同学朋友中吃得最安全的。粮食、油都可以自给。”

人才和资金，对唐亮和王宁来说，是当下农场面临的最大困难。“最棘手的是，如何让参与农场的其他人更好地理解生态农业和csa?而最吃力的是，面积扩大后市场如何拓展?”唐亮说。

唐亮的忧虑得到了印证。“新农人遇到的最大问题应该是市场问题。”毕慧芳说，“这方面的问题还需要他们自己去学习解决。”

对王宁而言，他最缺的人才，是“厚道、老实、认真的人”。“我们身边太多精明的人了。农业和生态农业需要认真厚道朴实的人。”

曾有资本找过王宁和唐亮，他们都拒绝了。“家人都在老家，希望通过努力让他们都吃到安全的食品。”王宁说，“在大城市未必成功，在小城市未必失败。”

而唐亮的理由则是，不想让人家吃亏，因为农业的回报很漫长。

“新农人能否坚持下去，需要有国家政策的配套，否则只能成为个案而已。”唐亮称，“目前中国大陆的农业产值占比不到10%，而农业从业人口却是50%。换句话说，10%的国民收入要养活50%的农业从业者，这就从宏观上注定了农村的衰败、农民的贫穷。这个比例的平衡需要由政府通过宏观政策来调控。再有，在细节方面，技术、资金、市场的开放，别设置那么多条条框框。”

现实让人无奈，“你越大，政府越是有兴趣，越是扶持，而中小农场则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状态。”唐亮说，“再有，土地经营权的不稳定，对新农人来说也是大问题。”

“政策都补贴大户或者大农场了，或者被套现了。”王宁说，“我们真正希望补贴返乡青年、真正实干的返乡青年，最好是有公益背景的，或者宗教人士做的，而不是商业化或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公司企业。”

业界有说法称，生产农业企业创业没有一定的规模是不行的。在王宁看来，大资本有大资本的玩法，小农场有小农场的活法。

“就像生态系统有强大的捕食动物，有弱小的细菌，很难说谁厉害，都很重要。小农场的生存之道就是小而美，有稳定的客户即可。小兔子做好小兔子就行，没必要长成大恐龙。”

毕慧芳认为，真正新农人的发展之路，应该是在小而美、专而精的基础上发展。“新农人必须自己成熟起来。”她说，“当然，政府方面应给予新农人更多培训，给予创业资金扶持也很必要。新农人联合会将帮助新农人整合资源，共同发展。”

它最后不是农业，是社会服务业

“农业、乡村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农业生力军的出现。”唐亮看好新农人的发展。而王宁则有些悲观。

“新农人在局部或者小范围内会成为一种趋势，再大的范围内不会。绝大多数的人还是会随波逐流。”

在王宁看来，目前谈论农业、想做新农人的人不少，“真正能做的不多，做了之后能坚持下来的更少。”

毕慧芳则持肯定态度。“新农人肯定会成为一种趋势。新农人自己的成熟和发展、社会发展对生态安全食品和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新三农的发展，都给新农人的发展创造了机会。”

6月下旬赴美的经历支撑了毕慧芳的这一信心。“在美国，看到有机超市whole foods 全食超市的良性发展，也给我很多信心，生态农业的发展，一定是趋势。因此从事生态农业的新农人也会成为一种趋势。为了适应这种趋势，新农人必须努力学习实践，尽快成熟起来。”

“这个事情从本质上讲应该是一个社会企业，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才对。它最后不是农业，是社会服务业。”王宁表示。

事实上，在开办归朴农园的同时，王宁已开始探索这条社会服务之路，比如耕读传家。

2010年9月，王宁和妻子冯润霞创办了登封市首家民间公益图书馆沃土归朴耕读图书室。

“耕读传家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农耕文明的优秀文化，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从今天开始，关心食物与健康，关心农民与土地吧!耕读于今日意味着读书人和农民的互助与合作。协同发展，诗意地栖居，更有尊严的生活是我们的共同理想。”王宁在《绿色嵩颍青年耕读合作社倡议书》中如是写道。

“做农业需要稳、慢。安士敦仁，修身毓慧，经世济民，耕读传家。这是非常慢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一种修行。任何追求快速赚钱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尤其是从农业里。”

在一次返乡青年工作坊的讨论中，有人问过王宁，为什么要返乡，要在家乡做csa?他给出了三个理由：一、生活在这个地球家园上，我们是有责任的;二、好玩，有意思;三、不返乡很容易，返乡很难，这么有挑战的事情，大家可以多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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